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我们尚可接受这种相对粗犷的个人所得税格局，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拉大的条件下，启用相对精细的税制安排已经势在必行。

但是试点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须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加以改进。上述行为，给保险公司带来了较大的经营风险，也影响到保险公司的信誉。

第三，过度干预与管理失控并存。有的保险经办机构为减少工作量，将工作流程简单化，与乡镇和行政村签订承包协议（往往导致垫付保费现象），合同手续不到户，统一投保无清册，受灾后理赔仅作均摊处理。省、市保险经办机构只能分头与国内外再保险商谈判，导致保险公司农险业务购买再保险非常困难，或者不得不承受明显偏高的再保险费率和苛刻的分保条件，或者干脆不买再保险，期盼老天爷帮忙。病死的猪、奶牛无害化处理尚未全面执行等。这些因素使得农业保险损失率测定缺少客观资料，难以进行准确的地区风险分类。

2008年试点省份增加为13个财政投入增加到60.5亿元。二、农业保险试点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第一，分散了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地方增长联盟：政府、开发商、银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特点，这种差别性的出让策略并不难理解。

因此，中央政府制定决策时，必须小心翼翼不能疏远大部分人口，特别是中产阶层。近年来，住建部开始更积极地通过法规和公共融资工具来确保中低收入家庭住上可支付起的住房。所以，我们自然会观察到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储备中心来调节和控制商、住用地的供地规模，提高其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收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都在流动性过剩下，为什么股市和楼市会如此不同？显然，房地产部门有一些特征极大地吸引了投资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则负责建设标准制订和城市总体规划。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房价第一次下降。

更重要的一点，是住宅用地在目前体制下被过少供给，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是目前城市土地市场的垄断供给者，必然通过少供地来获得垄断利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城市政府作为本地供地单一主体的局面。而中央政府相对要更顾及社会公平和系统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对2009年经济刺激期进行一些细致观察，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中央政府当时试图通过刺激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房地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来自外部市场带来的下行压力。而由于地方政府基本垄断了本地商、住用地一级市场，从而在提供商、住用地上有很强的谈判能力，结果是，虽然工业用地由于各地投资竞争而形成全国性买方市场，但在商、住用地方面形成了众多局域性卖方市场。当美国房地产市场在一次剧降后继续疲弱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弹。这种政策取向一直持续至今，然而到目前为止，调控结果仍无法让人乐观。

制造业部门，特别是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部门，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区位特质性。房地产开发商支付高额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控制商住用地供应，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收获丰厚利润。

上述纽带导致中国出现了非常强的地方增长联盟，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共同经营城市：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工业园区，建设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造更大更豪华的公寓，修建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等等。过度刺激和调控无力之间存在严重的政策效果不对称，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

实际上，在政府保留通过规划手段进行调控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大、中城市城郊与城中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一个早就应该做，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看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就知道这一点。虽然中国的城市发展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而这些土地资源的绝大部分却没有用到人民生活最需要的居住用地上，而是用于已经过剩的制造业用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降低房价，提升城市居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同时，让城中村和城郊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和财产权得到有效实现，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因政府大规模征地、拆迁而带来的严重社会矛盾。在众多的中央部委中，国土资源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承担着监督房地产开发最直接的责任。为吸引工业投资者，这些开发区一方面事先进行三通一平等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

实际操作中出现的情况，往往是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向农村集体组织征地外，绝大部分的非公益类型用地需求，包括工业、商住房地产开发用地等，都通过土地征收来满足。自1997年以来，它开始介入微观管理，并给每一地区规定非农土地建设指标。

正是出于上述盘算，地方政府在低价出让制造业用地的同时，往往高价招、拍、挂出让商、住用地来获得超额收益。当然，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作为国务院的行政职能部门，也必须落实最高领导层作出的决策。

调控只是临时对策前述增长联盟支持了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惊人增长。中央地方利益分化，则导致了2009年12月至今的房地产调控。

不管房地产市场的增长有多快，如果结果是高度不平等，大量百姓被排斥在外，就可能危及社会和谐。经历过2007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调整。唯有如此，才能够缓解目前地方政府垄断供地而导致的住宅地价过高的问题，也唯有如此，才能够遏制地方政府低价征地、然后血本出让给制造业用地者来大搞开发区的现象，也才能遏制制造业产能过剩带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和过度流动性，并进一步推高房价的情况。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复苏无疑受益于2008年秋季引入的刺激方案。

纠正土地供应体制的扭曲机制我国房价高涨有其体制性基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用地仅以名义价格、甚至是所谓零地价出让给投资者50年。

然而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的确切内涵却始终缺乏明确界定。还有一类与房地产相关的政治风险：即如果房地产发展失控，投机将抬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

自那时以来，房地产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并在2003年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支柱产业。与制造业不同，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提供的是被本地居民消费的服务，这些非贸易品服务必须在本地被提供和消费。

更重要的是，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中央政府的政治考量因素中，必须超越狭隘的财政与经济考虑。这三方共同合作，带来了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而在2004年开始至2008年底，中央政府至少四次出台政策试图调控房价，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策变软的催化剂。根据现行的财政制度，所有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主要税收，比如房产税、契税、土地增值税，都是地方税。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经历了严峻考验。尽管房地产开发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对中央而言，房地产开发对中央财政预算的直接财政贡献却很小。

2008年，中央税的90%来自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这个措施不仅对平抑虚高的城市房价特别有效，而且一旦实施，不仅不会打压经济，反而可以因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增量房地产开发而提高经济增长。

近年来，政府官员屡屡表示，房地产推动了诸如钢铁、水泥、玻璃、机械、家电、家具、交通运输等100个行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争取制造业投资可用的税收工具随分税制改革日益缩减，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于各种非税收手段。